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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章 忧心如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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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杨岗街上,方红梅就开始逐家逐户地询问,希望找到一个认识杨保胜或者知道杨保胜家住址的人。

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!从新街问到老街,问了不下二十户人家,才走进杨保胜的家门。

杨保胜身穿一件红背心,手里提着毛笔,正在堂屋里练习写大字。见到方红梅,他显然大吃了一惊。比他更吃惊的,还有他妈和他姐。得知来者是保胜的师范同学,又长得天仙般漂亮,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找到他们家,母女俩难免想入非非。她们一个忙着搬凳子让座,一个忙着端茶倒水,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。

虽然毕业分手只有半个月时间,老同学相见还是激动万分。加上杨保胜与王加根又是关系最好的朋友,方红梅对他更多了一份信任,感到格外亲切。爱屋及乌,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他们回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园生活,谈论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趣闻轶事,介绍离校后十几天的情况与感受,预测分工结果,展望参加工作后的前景。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,保胜他姐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糖水荷包蛋,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。

保胜姐弟俩招呼方红梅上座过中——这是当地人午饭前招待客人的礼节。

客随主便。方红梅道了声谢,就不客气地坐在了八仙桌旁。她拿起筷子正准备享用时,突然记起加根给她讲过的“杨岗规矩”:如果到别人家做客,吃糖水荷包蛋时,不要全部吃完,应该适当留一些,特别是主人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时候。

碗里一共有四个荷包蛋,如果按照方红梅的饥饿程度,完全可以消灭掉。出于礼节,她只吃了两个,就放下筷子,不准备再吃了。

杨保胜见此,大惊失色,慌忙劝她全部吃完。

“我真的吃不下,已经饱了。”方红梅客套地推辞。

“不行!那你至少还要吃一个。”杨保胜用命令的口吻,毋庸置疑地请求。同时,不停地对她使眼色,急得汗都快冒出来了。

方红梅满腹狐疑,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吃了一个。杨保胜这才把剩下的半碗糖水和剩下的一个荷包蛋端进了厨房。

为什么不能留两个荷包蛋?这事让方红梅非常纳闷,但也不好意思问别人。后来她才知道,按杨岗规矩,留两个蛋有骂人的意思。

唉,这又从何说起呢?入乡随俗,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杨保胜得知方红梅这次来是想去双峰山玩,自然非常高兴。同时,心里又有点儿疑惑:她为什么不等王加根从河北回来后再一起去双峰山呢?毕竟加根是她男朋友。而且王加根家距双峰山更近,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找我呢?未必……

看杨保胜有点儿想入非非的样子,方红梅马上向他解释原因,并县把她父母的无理要求以及她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。

“在杨岗中学阅中考试卷?完全没有听说呢。”杨保胜也觉得蛮蹊跷,拿不准在这事是真是假,大大咧咧地说,“蛮简单,我去杨岗中学看看就清楚了。”

方红梅笑着打破:“没必要。这事一听就不靠谱,何必白跑一趟?”

“杨岗中学离我家很近,走路的话,去来也就半个小时。我到隔壁去看看能不能借到自行车。”杨保胜热心快肠地说,“你在我家坐一会儿,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杨保胜不由分说地出了家门。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,他又推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。进门时,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。

“杨岗中学只有高三学生在补课,没看见改中考试卷的人。”

“叫你不去你偏不听。我知道这就是谣言。”方红梅嗔怪道。

“没事啊!正好借到了自行车,待会儿去双峰山用得上。”杨保胜说,“我骑车带你到双峰管理区,把自行车存放在双峰中学,再空手徒步去爬山。”

吃过午饭,方红梅又改变了主意,说不去双峰山玩了。原因是,她上午是从周巷走到杨岗的,腿酸脚疼,已经很累了,下午根本就爬不了山。

“没关系。那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,晚上好好睡一觉。我们明天再去呗。”杨保胜通情达理地建议道,“去双峰山半天时间也有点儿紧张。我们一般是早上去,傍晚回来,基本上得一整天时间。”

“不了。我出来已经两天了,家里都在等着我的消息,肯定着急坏了。”方红梅马上说,“我下午直接回家。双峰山以后再去,有的是机会。”

杨保胜听她这样讲,也不好强留,于是推上自行车,送她去杨岗汽车站,坐下午三点多的长途汽车前往孝天城。

在孝天县汽车站下车时,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半,开往方湾公社的长途汽车全部收班了。方红梅思家心切,决定从孝天城步行回方湾。

走出车水马龙、行人川流不息的孝天城区,过瀤河上的河口大桥,右拐进入一条十来米宽的土石公路。公路两旁,碗口粗的白杨树直插云霄,宽大的树叶在秋风中哗哗作响。放眼望去,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是正在插秧的农民。点缀在平原上的村庄里,炊烟从各家各户的房顶袅袅升起,象白色的绸带在夜色中飘动。走了个把钟头的样子,方红梅就腿脚酸软,感觉有些吃力了。回想起这两天无谓的白跑,她又在心里埋怨起她爸妈来。

“我已经说过这些小道消息不靠谱,十有**是骗人的。你们偏不听!好在我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,给王加根发电报。要是把他千里迢迢地召回,又是这么一个结果。他怎么看待我们一家人?”

因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周东明,她又痛恨起了这个昔日的班主任。心里尚存的对周东明的敬仰、尊重和感激,骤然间消失殆尽,进而转变为刻骨铭心的鄙视、愤怒和仇恨。

为人师表,你周东明怎么能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事情?

方红梅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已经七点半,天完全黑下来了。一进家门,她就嚷着叫着要吃饭,说自己快饿死了。

方母赶紧往厨房跑。方父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,眼巴巴地等待她通报“出使”杨岗中学的情况。

“什么狗屁重要情报!周东明是哄骗你的。又不用脑子想想,就跟三岁的小孩一样!”方红梅一肚子委屈,把气都撒到她爸身上。

方父听到这儿,难免有些失望。不过,他没有像女儿那么偏执,仍然在为周东明辩护:“人家周老师也是好心。”

“什么好心?他就是巴不得看我们家的笑话!”

方父不作声了。犹豫了一会儿,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对大女儿说:“今天上午,我让敬文给加根发了电报……”

方红梅一听就火了,又急又恼,气得哭了起来。

“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?顾及一下我的感受?你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王加根想一想,而不光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?自私自利!总是只想到你们自己!”

嚷着,吼着,叫着,泪如泉涌。她再也没有食欲了,吃不下任何东西,气呼呼地跑进卧室,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。

“加根收到电报会怎么想?说不定以为我病了,他该有多么着急!还有他妈妈,会不会更加生气?唉,都怪两个老的,怎么就这么固执和自私呢?我真不该把加根去的地址告诉他们。快天亮吧!天一亮,我就再发一份电报,阻止加根回来。”

第二天上午,方红梅又到方湾邮局,发电报让王加根“勿回”。

两份内容矛盾的电报接连发出去之后,又等了一个星期,还是没有收到王加根的来信。

方红梅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

暑假期间,邮差隔三差五光临她家,生产队干部和邻居偶尔也会送信到她家里。每次有来信,她都以为是王加根的,但每次都让她失望。这些写信给她的人,有周哲凡、宋双清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其他同学(好多她都就不认识),还有曾经的高中同学,就是没有她盼望的那个人寄来的。从杨岗回来之后,她几乎天天晚上失眠,夜夜泪如泉涌,枕头上总是打湿一片。回想起与加根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所有细节,她怎么也找不出他不写信的理由。

是他忙于学习,忙于与兄弟姐妹们交流,没有空闲么?哪怕是写三两句话也行啊!是他妈不准他写信么?但白素珍是有工作的人,不可能总在家里守着。他完全能够趁他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给我写信呀!是他觉得对我无话可说,不愿意给我写信么?不!绝对不会!他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讲。未必是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,或者屈服于母亲的威逼,决定背信弃义,与我断绝往来?如果真是这样,那我就成全他,再也不理他了。不为他牵肠挂肚,把他完全彻底的忘记掉。

转眼七月就过去了。

八月份一到,中考成绩出来了。家里的两个考生都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,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,腊梅只过了普通高中线。

按说,这个成绩不算太差,但由于期望值过高,一家人表现得不怎么快活。尤其是腊梅,整天哭哭啼啼,说她的考试分数肯定搞错了。

方父又开始发指示,要大女儿去找腊梅的班主任老师,以方湾中学的名义去孝天县文教局查分数。方红梅左右为难,因为这种查询大多不会起什么作用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腊梅的班主任又是个“半边儿户”,家里正忙着插秧,哪里抽得出时间去孝天城?

她不想去跑,但方父又固执己见。

父命难违。谁让你是家里的长女呢?

方红梅只好买了两瓶水果罐头,拉上大弟敬文,趁着夜色,摸黑找到腊梅的班主任老师家里。打着赤脚、满身泥巴的班主任老师接待他们时非常热情,但一听说要查询中考分数,就推说这是公社文教组出面才能办到的事情,建议他们去找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。

第二天一大早,红梅又和敬文一起,提着两瓶水果罐头,找到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家里。文教组干事以为方红梅是为她分工的事情来的,询问她有哪方面的专长,适合于教哪门课程,希望去哪所学校,个人对分工有些什么想法……

天啊,她整天为弟妹的事情东奔西走,根本没想过毕业分工。

毕业前夕,她和王加根也讨论过毕业分配,但两人对此都比较低调和悲观。王加根唯一能够指望上的,就是班主任汤正源——名义上的干舅舅。

汤正源听过他们的要求,表态非常直白:“孝天城和花园镇想都别想!最好的结果,就是去一个条件稍微好些的公社。能不能与方红梅分配在一起,只能听天由命!你们这种要求,绝对不能向师范学校领导提。如果提出两人分到一起的要求,结果只会适得其反。学校领导肯定会把你们一个分配到天南、一个分配到地北。”

汤正源的谆谆教诲,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受益匪浅,同时对毕业分配彻底丧失了信心。他们不再幻想分配到什么好地方,最基本的要求,就是有地方上班,能够参加工作就行了。分配不到一块儿也没有关系,将来再想办法往一块儿调。

两情若是长久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?

现在,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主动提出这件事情,方红梅只得笑着回答,自己比较喜欢语文。至于工作单位,当然离家近一点儿比较好,方便照顾家里。

聊完毕业分工的事情,她才道明了来访的真实意图。

文教组干事答应派人去复查腊梅的分数,同时也表明,这种查询就是走过场,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,还是做好上普通高中的准备。

回到家里,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腊梅是去读普通高中,还是留在初中复读一年的问题。要是读普通高中,将来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。女孩子读书后劲不足,想考上大学比较困难。而要是在初三复读,腊梅又没有学籍档案。如果以“黑户口”参加中考,又面临着被举报的风险。学籍档案弄虚作假,则有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。即使侥幸参加考试,中专和重点高中也不会录取。

“要是红梅能够分配在方湾中学教书,腊梅复读就没了什么凶险了。”方父突然这样推断,“教师的弟弟妹妹,学校肯定会出台优惠政策,在学籍档案方面予以关照。”

方红梅没有搭腔。她能否分配到方湾中学尚不确定。就算能够分配到方湾中学,学校会不会出台相关政策,她也不是很清楚。

正在一家人为腊梅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,远在河北的王加根终于来信了,而且同时来了两封。

方红梅激动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。她从邮差手里接过信,就准备跑回家里去看。

邮差却叫她稍等,因为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,必须签收。

撕开第一封信,是王加根接到两份电报之后写的,主要是询问她家出了什么事情,为什么会发出这么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报。

再撕开那封挂号信,写信和邮寄的日期居然是在一个月之前——也就是王加根到达河北的第二天!

方红梅的泪水又漫出了眼眶。邮局怎么会这样呢?一封挂号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!那封平信反而更快一些。

王加根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方红梅的思念和爱慕,丝毫也没有变心的苗头。那些甜言蜜语,犹如一股清风,一缕阳光,驱散了这一个多月来缭绕和笼罩在方红梅心头的云雾。这既使她欣喜若狂,又让她愧疚万分。真不该胡思乱想、胡乱猜测的!让亲爱的人背了那么多黑锅,无端地挨了那么多的埋怨和咒骂。

想起这些,方红梅暗自笑了。笑过之后,泪水再一次从眼眶里涌了出来,在她憔悴不堪的面颊上流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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